1983年11月2日晚上7点半，老戈茨坐在收音机前守着柏林迪纳摩和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的比赛，老戈茨一家都生活在东柏林，唯独他的儿子不在家。
小戈茨跟随东德的骄傲柏林迪纳摩远征去了贝尔格莱德，他是球队中最好的年轻球员。
广播里的解说开始念首发名单，老戈茨屏息凝神得听着，小戈茨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首发里，也没有出现在替补名单里。
“他可能出事了。”
——想逃走——
1961年施莱格尔出生在东柏林的一个普通家庭，那年一堵横贯柏林的墙挡住了施莱格尔看向西面的机会。
施莱格尔的世界被切分成简单的正确与不正确，他们一家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秘密警察部门斯塔西成为东德社会中掌管一切的“老大哥”。在米尔克的领导下，斯塔西就像一部精密运转的情报机器，据称在当时的东德每6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隶属于斯塔西的秘密警察。
而施莱格尔一家正是被监控的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施莱格尔的姑姑住在英格兰。
小戈茨代表柏林迪纳摩上场
小戈茨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有亲戚住在西柏林，虽然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后，小戈茨一家就再也没跟亲戚们联系过。小戈茨跟施莱格尔从小就认识，后来一起被招进了迪纳摩的青训。
但是两人在迪纳摩青训的日子并不开心，同年纪的小孩子很容易被父母教唆不要跟“政治不正确”的小朋友一块玩，大多数时候施莱格尔和小戈茨都是被孤立的，更别提他们的教练曾“开诚布公”的对两人父母谈过：“像他们这样的孩子，获得奖励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小戈茨身上的天赋却很难被忽视，17岁时小戈茨就完成了自己的柏林迪纳摩首秀。没过多久小戈茨就成为柏林迪纳摩一线队的固定首发。
年轻时的小戈茨
当时的东德社会对于真正热爱足球的人来说显得有些残酷，德累斯顿迪纳摩被米尔克带到柏林，成为斯塔西的球队，制霸东德联赛，甚至完成了10冠王的伟业。但这份伟业并非靠实力得来，每场比赛前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都会“关照”当场的执法裁判，柏林迪纳摩在比赛中的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合理化，无论比赛过程如何，比赛的结果永远都是柏林迪纳摩获胜。
但胜利并不是足球的全部意义，更不是生活的意义。
小戈茨不断问自己：“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我在俱乐部真的被当做人来对待了吗？我的前路就是一直在东德踢球吗？”终于，在小戈茨代表东德U21对阵瑞典的比赛前，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逃走呢？”
同年，在法国踢一场国际比赛的施莱格尔也有了同样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过于大胆，直到一年后两人才互相敞开心扉，开始策划一场真正的“逃亡”。
——生死大逃亡——
这个想法当然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们的父母。
每次施莱格尔和小戈茨需要筹划的时候，他们都会跑上十几公里跑到树林深处，确定树林里没有其他人之后再小声聊起。
“对足球运动员来说，想逃走比其他人要容易很多，因为我们有不少出国参赛的机会。”
1983年9月，欧洲俱乐部冠军杯的比赛如约而至，作为东德冠军，柏林迪纳摩没有了特权，他们必须远征卢森堡去踢第二回合的客场比赛。出征前夜，小戈茨对父亲说：“我想为了更好的生活离开东德，可能就在不远的未来。”
柏林迪纳摩和埃斯克青年人队比赛的球票
在小戈茨心中，这是一个告别，这一走或许一生都无法再见到父母亲人。
那一次，他们没有成功。
“无论我们去哪，酒店也好、去吃午饭也好，或者是去训练、去球场的路上，我们那些来自斯塔西的‘朋友们’都会跟上我们，甚至我们往返卢森堡坐的也是米尔克的私人飞机。太危险了，我们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第二次机会很快就来了，战胜卢森堡联赛冠军后，东德迎来了与当时南斯拉夫联赛冠军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的比赛。跟在卢森堡时完全不同，南斯拉夫与东德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斯塔西似乎也松懈下来，没有了全方位的监控，施莱格尔和小戈茨发现他们有大把出逃的机会。
柏林迪纳摩
1983年11月2日，比赛日的中午，施莱格尔和小戈茨随队一起来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大巴在市中心的商店停了下来，领队竟然对全队说：“你们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1点我们在这里集合。”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们看了彼此一眼就确定真正的逃亡要开始了。
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现在不逃，更待何时？
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特意避开了队友，因为两人平时在队里就是被孤立的对象，没人发现他们两人“消失”了。两人躲进一家唱片店，小戈茨很快就发现这家唱片店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出口，他们两个人的胳膊紧贴在一起向隐蔽出口慢慢移动，当靠近门那个时刻小戈茨对自己说：“就是现在！跑！”
逃出唱片店的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疯了似的往另外一个方向狂奔，“当你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在逃亡的路上时，你真的顾不上其他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跑。”5分钟后，逐渐冷静下来的两人拦下一辆出租车，第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司机听说两人要去西德的大使馆，立刻将他们赶下了车。
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
坐上第二辆出租车后，施莱格尔给了司机10马克的车费，这在当时的南斯拉夫算得上一笔巨款，但司机仍然只同意将两人载到离使馆近一点的区域。一路上，施莱格尔和小戈茨不停从车后窗往后看，幸好，并没有人跟过来。
一路心惊胆战，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终于坐在了西德大使馆的椅子上。不过第二个考验也随之而来，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使馆的工作人员却立刻驱车将他们带走。此时的西德大使馆或许是最危险的地方，一旦柏林迪纳摩发现队员逃走，西德大使馆会是他们搜索的第一个目标。
“那时，我们真的没有了其他的杂念，我们唯一的念想就是活着。”
西德大使馆的车将二人带到了克罗地亚首都扎格拉布，至此整个逃亡计划已经制定完，西德大使馆给了两人假的西德身份证，两人将从扎格拉布的火车站坐夜车直接回慕尼黑。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了。
从扎格拉布驶往慕尼黑的火车
施莱格尔至今仍记得他的假身份证上的名字，他们两人坐在卧铺车厢里一动也不敢动。午夜已至，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紧紧攥住假的身份证和去往慕尼黑的车票，门外响过其他车厢的敲门声、靴子走过去的声音和警犬粗重的喘气声。他们在心里一遍遍默念如何跟警察解释两人为何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在旅途中丢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回慕尼黑重新办一张护照。”
边检警察走了进来，跟平素大多数安全检查一样走了个过场，最多20秒，警察甚至都没问两人要护照。
火车驶过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的边境，“没有人把我们抓下车，我们知道，我们安全了。”
成功逃走的喜悦并没有让施莱格尔和小戈茨击掌庆祝，他们太累了，一驶过边境后两人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墙倒了——
火车达到慕尼黑已经是早上6点了，整整18个小时的逃亡让施莱格尔和小戈茨精疲力尽。刚一下车，两人就看见了报摊上当天报纸的头条：东德足球运动员逃往西德。
施莱格尔和戈茨被送进了基森的安置中心，他们甚至还各自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报平安。施莱格尔的父母对儿子逃亡的计划一无所知，但她还是透过其他渠道知道儿子已经逃往西德，“我跟她说我很安全，就这样，我知道斯塔西的人一定会监听这通电话。”
逃到西德后的施莱格尔和小戈茨
小戈茨也打给了家里，他跟父母匆匆说了几句话，“我母亲对我说，咱们等会再谈，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不是单独在家里接到的电话。”
西德也不是万全之地，斯塔西的间谍深入西德社会，对于这些逃走的人来说，稍有不慎更可能被一枪毙命：同样是从迪纳摩队逃往西德的埃根多夫死于一场离奇车祸，这是斯塔西的手笔；逃往西德的前东德青训教练博格也曾被斯塔西下毒暗杀。施莱格尔说：“从那时起我和戈茨决定在所有的采访中只谈论足球，我们不聊政治，也不聊对两边社会的评价，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家人的安全着想。”
在1年的禁赛期过后，施莱格尔和小戈茨选择为勒沃库森效力。小戈茨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全盘否认东德的一切，不要说那里的社会是坏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知道这么说会带来很糟糕的后果，更是因为我觉得实情并不是这样。”
两人选择为勒沃库森效力
1989年11月9日，勒沃库森与沙尔克04比赛的前夜。施莱格尔的队友从市中心喝酒回到旅馆，他兴奋地对着施莱格尔喊道：“墙倒了！那堵墙真的倒了！”施莱格尔一下懵住了，从不相信到犹疑，施莱格尔足足愣了5分钟。
直到他看到电视机里的新闻画面：数千名东德人笑着跨过边检站，他们越过铁丝网，径直从呆住的边检警察面前走了过去。那一刻施莱格尔意识到：柏林墙真的倒了。他对队友大喊道：“我的天！柏林墙倒了，但是我居然不在柏林！”
柏林墙倒塌
那个周末，施莱格尔从沙尔克回到柏林，6年后，他再一次和东德的朋友坐在同一家酒馆里喝酒聊天。一个月后，施莱格尔重新回到了东柏林的家：“那里一切都没变，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个冬歇，他再一次和父母住在了一起。
整整30年过去了，57岁的小戈茨和58岁的施莱格尔依然时常聊起当年逃亡的日子。
“我们被问过很多遍，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那么做吗？”
“毫无疑问，那是我为自己选择的路，我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未来而选择的路，无论重来几次，我都会选择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