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4岁的徐根宝拿起山西队教鞭，人生中第一次执教成年队，征战乙级联赛。这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根宝这40年的职业生涯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前进的步点。

“改革开放给了我什么收获呢？就是让我从1978年到现在没停过，这四十年没停过。”去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金球奖颁奖典礼上，他领到了“中国金帅奖”。“后来我说，这个金帅奖颁给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中国足球也没冲出亚洲。那这个奖就作为我的‘继续工作奖’，奖励我不断工作，并且还在工作。”

早上八点，徐根宝在基地餐厅里吃饭。他咬了一口菜馒头，把厨房阿姨叫过来，“这个馒头一看就是昨天做的。”阿姨刚想张口说话，被他截住，“你不要说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个菜叶子都发黄了。”走出来，阿姨苦笑说，根宝就是这样，事情无论大小，他总要亲自操心过问。

曾经作为东亚队主帅在崇明岛蛰伏了一年的范志毅也发出过类似的感叹，他说基地里请客连筷子怎么摆，徐指导都是要过问的。这对师徒的合作只持续了一个赛季，他们后来还是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但小范承认，自己无法在根宝伟岸的阴影之下工作。他和不同的人讲过同一桩事，关于比赛中师父如何催促自己换人调整，他又如何脾气倔，硬摒着不肯换的事。

根宝说，小范后来也回岛上看望自己的。这几年，基地宾馆边上盖了几栋小别墅，他就在一号别墅里接待我们。进门一张四方桌，三面摆放软圈椅，一面立一把木质靠背椅，他说自己腰不好。“我平时坐这个，”他推开一把圈椅，从下面捞出一只小板凳，“今天你们来，我就不坐了，难看相。”一楼有个吧台，几个女服务员站在吧台前面露尴尬，根宝说，“你们不用走，一起听听嘛。”“曼联”和“巴萨”都在睡觉，曼联睡窝里，就在他脚边，巴萨则睡在圈椅里。巴萨今年3岁，而曼联已经14岁了，两只耳朵洗去了红色的染膏，他看它一眼，“曼联是只老狗了，和我一样，我也老了。”

国奥兵败

坏事变好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足球仍旧生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严格来说，中国的足球改革正始于1992年徐根宝率领的国奥在吉隆坡遭遇“黑色九分钟”无缘奥运之后，“我记得当时体委主任就对我说，‘你根宝没出线，坏事变好事，反正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大胆搞试验吧。’”国奥这次失败，促使体委下定决心，进行足球改革，1993年申花成为了全国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其他地方随即也都先后成立职业俱乐部。

“其实在我们去吉隆坡之前，已经开始酝酿足改的事情了。当时请来了一个德国教练，叫什么的，本来准备让他带国奥，后来还是让我来。这个人叫啥名字？”吧台那里有服务员试探着说了一个名字，“施拉普纳！”“谁啊？”根宝朝那边问了一声，他没听清。“施拉普纳！”“不是，呵呵！”这回他听见了，拖长了语调否定了，像是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不可思议，难道还有人会忘记施拉普纳的名字呀？“不管了，反正是个德国人（实为鲁迪），张吉龙那时做翻译嘛。那天李铁映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吃了顿饭，当时一桌的还有年维泗，他是足协主席。”

1993年开始，李铁映就担任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一职，“那顿饭我记得最深刻的几句话，一是他讲年维泗，‘你思想再解放点，步子再迈得大一点。’年维泗就说，‘现在球场秩序不是很好……’李铁映说，‘球场秩序不好，那是公安部门管的，不是你足协主席管的。’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当时心想‘哦哟，这个大领导蛮有魄力的嘛！’第二点，他跟我说‘根宝你加油，出线你就上天堂，出不了线就下地狱了。’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因为足球其实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嘛。但他用天堂和地狱来形容，那时候也不太听到的。”

这之后徐根宝和李铁映的第二次见面就要等到1994年了，“他那时候到上海参加一个网球场的剪彩，龚学平（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还给他介绍我，说‘这是根宝。’他说，‘我知道，足球改革就从他那开始的。’”

定工资，罚款

经济杠杆撬动职业化

申花在1993年成立之初，没有任何可以效仿的对象，这在国内是先例。徐根宝此前执掌过国字号球队和体工队，但他并没有带职业球队的经验，因此这条路全靠边行边摸索。

“我们当时只能学人家国外的，所谓的职业俱乐部实际上就是走一条市场经济的道路。职业足球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们都清楚了，但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首先你俱乐部和球员之间要有合同，相互有个约束，有法律的保障，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因为之前体工队的时候没合同的，大锅饭哪里来合同啦？第二点就是球员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身价了，这当中就可以进行转会，等于是可以进行买卖了。我想想呢，职业队和体工队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点。”

职业球员的工资怎么定？当时的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给公司员工发工资有经验，但是碰到球员两眼一抹黑。于是这项任务落到了作为主帅的徐根宝头上，“其实我也不清楚，但我有个比较。比如在国家队的时候，我拿1000块，后来去国奥队拿1200块，但既然已经是职业队了嘛，我就给自己订了3000块，范志毅是球员里最多的，2500块?我记不太清了。订完以后交给郁知非，批准了。”

从他亲自制定的申花这第一份工资单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主教练的工资高于所有球员。他当时有没有想到过，不久之后中国职业足球就将发展到很多主力队员工资远高于主教练的地步？“这其实也正常，当时我就知道在国外，球员工资就是比教练高。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价值来定的，你有多少本事，就值多少铜佃。”

制定完工资单以后，根宝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杜绝球员训练迟到的现象。

“怎么办？还是靠罚钱。那时候我们月工资定两千多不到三千，但比普通人还是要多很多了，老百姓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但罚也罚得不多，具体多少我现在也忘了，这种罚的数目也是象征性的，关键我们把你名字张贴出来，总还有个面子问题嘛。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美国职业篮球队，球员训练迟到罚一美金，一美金对他们来说算什么，但他们感到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那阵子申花队纪抓得很严，严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成耀东迟到一分钟都不到，我们要罚他，他就跟桑廷良求情，但没有办法，规矩就是规矩，一分钟也是迟到。那时候江湾还在装修，前几个月都让他们走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吴承瑛，他家里住在徐汇区，过来要倒两到三趟车，我们九点半训练，他往往五点钟就要出门。”

新政经过一个月的实行之后，成效立竿见影。但对于这些刚经历了从体工队到职业队转型的球员而言，与其说在短时间内养成了职业的作风，或许不如说金钱的刺激来得更为有效。

所以“后期问题又出来了，有的人钱多了，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我罚点铜佃就罚点铜佃好来，我就迟到。’”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重提，根宝仍然摇头惋惜，“说出这种话来说明他完了，一个球员连起码的荣誉感和纪律感都没了。所以我们又要采取别的措施，这也是向国外先进的做法学习。在国外球队里就是，你迟到或者训练态度不好，就直接不给你上场了。慢慢的，你职业球员的生涯就毁了。”其实就是一个“要我练”和“我要练”的区别，这一点现在中超的小球员都明白，但对于那时的球员来说，很多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

“等到江湾的房子修好大家又住到一起了，如果10点开会的话，我会要求球员提前五分钟到场。就坐在那儿，把心安下来，但这当中也有迟到的。还有比如晚上9点半之前必须回队报道，他9点45分回来也叫迟到。你管得紧了，他半夜跳窗户出去。我当时是认为我们刚刚转制，总得有个过程，可是直到现在，我们的职业足球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现在国外也有这种问题，少数球员他就是职业意识不强，但这到头来毁掉的还是他自己，凡是纪律不行的很快就淘汰了，即使很优秀的球员也会迅速退步。”

很多年以后，作为徐根宝得意弟子之一的谢晖却这样解释自己当初不止一次的跳窗行为，他认为这种管束方式是不健康，压抑人天性的。他说起有一回自己和姚俊跟着带头大哥范志毅溜出去玩，却被徐根宝逮住，“那次惨啊，我们一个人给罚了一万块钱。”

拒绝麦当劳

但不拒绝喝咖啡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在那之后，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片大型建筑工地，似乎每条道路都在施工，很多高架桥都在拔地而起。过来人说，每隔一阵子，单位或者学校就会贴出通知，告知大家某天某时高架要打桩，勿要慌乱，不是地震。1993年，上海第一条地铁正式投入运营。1994年，上海第一家麦当劳正式进驻光明村。

虽然远在江湾，但申花队员没有被时代前进的脚步甩在后面。谢晖说，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去吃肯德基麦当劳，他就经常和吴承瑛一起去麦当劳，不仅可以吃到正宗的美国牛肉汉堡，还因为那个年代去麦当劳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而且在那里可以享受追星族们追逐的目光。“麦当劳我是不去的！”徐根宝断然摇头，“这种快餐食品不健康的呀，我们队员应该也不太去吃的，他们知道这个不好。”

道理是懂的，谢晖说，“但实在无法抵制这种诱惑。”牛肉汉堡也许尝过几次就不觉得新鲜了，但对于申花队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真正无法拒绝的是麦当劳所代表的一种西方精神，一种自由和解放的精神。谢晖当时已经开始听美国朋克乐队nirvana了，但距离他们梦想中的自由还很遥远。

根宝拒绝麦当劳，但他并不拒绝所有从西方传来的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方式，比如喝咖啡。从他担任申花主帅起，球队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每个主场比赛前全队要去白玉兰宾馆喝咖啡。后来，申花渐渐就不去了，这个传统倒被同城对手国际队继承了下来。昔日的国际队球员王赟回忆，“我们队喝咖啡换过好几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是在金茂，2003年一年因为成绩比较好，就一直在金茂顶层，好像是87楼，因为觉得可以给大家带来运气。”

上世纪90年代初，和肯德基麦当劳一样蓬勃兴起的，是上海全民炒股的“事业”。根宝也曾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股时代大潮，但作为球队主帅的他没有时间像其他散户一样守在证券大厅的屏幕前。“我知道炒股可以赚钱，就给了朋友一点钱，让他帮我炒，包括我后来去了广州，又从广州去大连。几年下来也没赚钱，还亏掉点。后来我一看，我这个人炒股不行，没这个命，从此以后再也不炒股了。投机不是我的命，我们这种人就是要踏踏实实工作的。”

职业联赛揭幕

球员们成了万元户

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或者说，一切在此时已经展现出了破旧立新的决心。1994年在昆明海埂，徐根宝和他的队员们迎来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个冬训。

“这次冬训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12分钟跑的体测。这个测试其实之前就有，但从这年开始真正严格起来了，不及格是不能参加职业联赛的，以前嘛蒙混过关也可以。所以你要是平时不好好练，测不及格，饭碗就给砸了。以往在训练当中，存在队员出工不出力这种态度，所以中国足协采取这项措施，来强制大家必须把体能抓好，效果还是有的，我们连续三年体测保持成绩最好，这也保证了我‘抢逼围’战术能顺利执行。”

12分钟跑的达标要求在陆地是3200米，考虑到昆明是高原，就是3100米。“我们有七、八个跑到3300米的，但老大难也不少，包括毛毅军、成耀东，范志毅也是，只能强制他们。有一次我正好不在，训练范志毅就装病，不肯好好跑，成绩很差。我跟桑导说让他下午过来找我，他来了我就直接跟他说，‘这不是练我，是练你，跟你饭碗有直接关系。你12分钟测验不及格你就被枪毙了，还想什么冠军啊？没了！’后来他听了我的话也去好好跑下来了。”

中国的首次职业足球联赛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开始了，申花第一场比赛是客场对阵沈阳。赛前，徐根宝和董事长郁知非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制定奖金分配方案。这场比赛的客场赢球奖最终被订在5万元。22年后，当申花迎来第600场职业比赛的时候，当年这场比赛的亲历者之一、已经成为球队领队的毛毅军回忆说，赛前大家都很紧张，毕竟这是第一场职业联赛的比赛。

球队后来分赢球奖，每个主力都拿到超过2000元。由于这个赛季开始就创造了一波4连胜，奖金累积就将近1万元了。根宝和队员开玩笑，“你们现在走出去可都是万元户了！”毛毅军说，“那时候一般人做不了万元户，都是自己出去做个体户的人才能成为万元户！”

球员们陆陆续续成为了有车一族，谢晖在1995年入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三菱gt3000的红色跑车。根宝在1993年到上海以后买了辆桑塔纳，花了15万。时任副市长的龚学平批准了他建立“02俱乐部”的计划，他就给自己申请了一块车牌，车牌的最后四位数就是“2002”，“1993年那会儿，一张车牌10万块，这个牌照是沪a的，当时都是上海市领导的牌照，都有钱人去买的。当然这个牌照给我是特批的，属于市领导照顾我，我一直用到现在。”

足球一旦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体系，它的迅猛发展是让人瞠目结合的。谢晖还记得，到了1997年的时候，一场比赛之后发了100万赢球奖，他分到7万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他当时把奖金装在鞋盒里，战战兢兢捧回了家。“7万块？”徐根宝听得眉毛一挑，“反正在我那里他从来没赚过7万块，我是96年离开的嘛。现在看看那时候钱涨得还不算快，还算正常，这几年是不行了……”